少有人知的清查“五一六”，另一场无限扩大的运动，最后不了了之

【《毛年谱（1949-1976）》（第六册）纪事本末（696）】1969年，毛泽东76岁。

1969年5月3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 中出现的问题说：

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1967年，“五一六”组织的起源

“五一六”是指1967年北京出现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

“文化大革命 ” 中的反周恩来风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上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二是林彪、 “四人帮 ” 集团的策划、鼓噪。

1967年的所谓 “二月逆流 ” 后，江青进一步把怨气撒向周恩来‚当众攻击周恩来是 “折中主义 ”‚策动一些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周活动‚扬言要 “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 ”。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头目闻风而动‚秘密查找、整理周恩来及国务院工作中的 “问题 ”。他们组织“揪叛徒兵团 ”‚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 300多名党员干部‚打成 “南方叛徒集团 ”。

5月17日‚江青将南开大学红卫兵查到的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旧报纸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 “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 ）‚要求同我面谈 ”。

5月19日‚周恩来就 “伍豪启事 ” 问题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作了说明。毛泽东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未对“伍豪启事 ” 是敌人的造谣、伪造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仍继续借机纠缠。

5月‚为纪念 “文化大革命 ”发动一周年‚ 《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 《五一六通知》‚在社会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时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党内最大的 “走资派 ”‚受到公开诬陷和批判‚朱德、贺龙、陈毅等也受到红卫兵的 “炮轰 ” 或揪斗。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即阴谋把反对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在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及其他学校、科研、外事等部门不断出现 “炮打周恩来 ”的大字报、传单。1967年5月底‚以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 “五一六兵团 ”‚这是当时以 “五一六 ” 命名的最早的反周组织。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 “公开信 ” 的大字报‚提出 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该大字报在北京多处进行张贴。

5月27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反对周恩来总理的风气‚并提出 “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 ”。 “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 ”。

对此‚5月 29日‚毛泽东批示： “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6月初‚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都相继出面敷衍搪塞‚表态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反周活动是错误的‚是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对反周逆流起了抑制作用‚一些有明显反周行动的头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 “五一六兵团 ” 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旗等人和社会上具有反周倾向的造反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这个组织包括农林、财贸、文教、公交、军事、外事、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 “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 在北京进行了明目张胆的反周活动。

当年“五一六 ” 集团就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取缔、清查

武汉 “七二〇” 事件的发生‚把全国动乱和极左思潮推向新的高峰。“文化大革命 ” 极左派和造反派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毛泽东批示 “还我长城 ”‚痛斥 “揪军内一小撮 ” 口号和企图搞乱军队的错误做法。8月 26日‚毛泽东下令对王力、关锋采取措施‚隔离审查‚戚本禹被迫检查‚不久亦被隔离审查。“五一六 ” 集团作为反革命组织正式被取缔、清查。

1967年8月‚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 “抓军内一小撮 ” 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 “五一六 ” 的口号‚在北京地区开始组织对 “五一六 ” 集团的清除工作。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 “革命派 ” 1000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 “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 ”大会‚张建旗等头目被揪出示众。

在一些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的 “围剿 ” 和压力下‚北京地区 “五一六 ” 组织纷纷垮台。 “五一六 ” 反革命集团组织被解散‚少数坏头头和反动骨干大部被逮捕或被 “群众专政 ”‚ “五一六 ” 集团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1967年8月20日、28日，9月5日，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处加写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王、关、戚 ” 倒了以后‚对北京及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造反派进行了清理。国家机关和各学校也开始清查 “五一六 ”。各单位都查出了不少与 “王、关、戚 ” 等有关联的人和事‚揭露了一些中央文革成员的反革命罪行。一些恶迹昭彰的造反派头目和风云一时的重要人物‚如北京学生 “五大领袖 ”、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等等都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置。

这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向毛泽东反映‚谢富治和军队 “支左 ” 人员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是反周恩来的‚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批示‚ “五一六 ” 从极左跳到极右‚并指定周恩来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等问题。毛泽东还批评北京市不抓 “五一六 ”。为此‚江青、谢富治召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各部门的大会‚继续动员抓 “五一六 ”。

1968年 “杨、余、傅事件 ”后继续清查“五一六 ”

1968年3月‚林彪及其死党 “黄、吴、李、邱 ” 等制造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打击陷害几位老帅和军队领导干部‚在军队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继续分裂军队‚加剧动乱。

1967年清查 “五一六 ” 开始时‚毛泽东及中央确认 “王、关、戚 ” 是黑后台。当时在公安部成立的“五一六 ” 专案叫第三办公室。

1968年 3月 “杨、余、傅事件 ” 后‚中央成立了清查 “五一六 ” 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为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并正式部署清查 “五一六 ”。

1968年下半年‚特别是在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进驻后‚清查“五一六 ” 运动即在各地逐步展开。江青伺机吹嘘 “王、关、戚 ” 是她 “端出来 ”的‚并推波助澜‚扩大 “五一六 ” 清查范围。

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接见文艺界的讲话中进一步鼓动说，“五一六匪团 ” 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 “左 ”实右。这时 “五一六 ” 问题‚实际上就从最初的反周发展成为一般的反革命破坏‚即所谓的 “三指向 ” 问题‚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五一六 ” 的定性范围被无限扩大了。在派性泛滥、内乱不休的情况下‚以其中任何一项指对方为 “五一六 ” 都是不困难的。对立派互揪对方的 “五一六 ” 分子‚企图整垮对方‚使许多群众无端受害。

清查 “五一六 ” 高潮不断

1970年初‚首先在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 “五一六 ” 高潮。1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央接着发出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 》和 《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据此立即在全国掀起群众性的 “一打三反 ” 运动。这是在当时继“清理阶级队伍 ” 之后又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运动。据有关统计‚1970年2月至 11月共挖出 “叛徒 ”、 “特务 ”、 “反革命分子 ”184万余人‚逮捕28．48万余人。其中许多属于冤假错案。

1970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

8月27日下午，到达长沙。晚上，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参加。谈话中提到：“人大召开以后，再拖个年把，到那时候什么‘五一六’的问题也搞清楚了，斗批改也差不多了，把民主党派的牌子再挂出来。”

1973年12月15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谈到听不同意见时，毛泽东说：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

1975年3月8日，毛泽东批准经周恩来阅改的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

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

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此前，三月六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后报毛泽东。七日，汪东兴打电话告纪登奎、华国锋、吴德：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

纪登奎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往杭州。毛泽东八日批准后，上述专案审查对象绝大多数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清查 “五一六 ” 的运动由于多种原因‚尚未有权威性的全面的史料公布‚至今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史实及少数地区性的统计。就全国清查“五一六 ” 的过程来看‚ “五一六 ” 问题的出现确实与社会上的反周活动联系在一起。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大，不仅在 “文化大革命 ” 中是独有的‚而且在党和共和国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是少见的。

参考文献：

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清查“五一六”问题

许人俊：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