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岔路河之一

我的家乡岔路河之一

（我把此书奉献给家乡岔路河人）

《我的乡愁》----星辰

1、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岔路河镇位于永吉县西部，吉长南线公路中间地段，因有自然形成的河流南北分岔穿越此地而得名。河东的老山头是岔路河镇的地标景观，也是家乡人永远怀念让人思绪留恋之地。该镇东边有丘陵，60年代电影《兵临城下》就选景在岔路河大桥和东大岭丘陵地带拍摄外景。

站在老山头上遥看远方，东南起到西南止是长白山余脉延绵不断远近重叠的青山。山中留给我的记忆是少年进山打柴的艰辛。还有那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代号208及通向该处的901公路。镇西及北方是东北平原不可分割的一角，家乡人管它叫大西北甸子，解放前盛产粳米是东北粮仓缩影。家乡有山有水有平原，山清水秀平原稻浪是这里常见美景。岔路河镇历史悠久，明朝正统后在此置萨拉卫，历史专家研究认为16世纪初,随着海西女真向西南方向迁徙,撒剌儿卫亦以萨拉卫的名号出现在岔路河一带。清朝初岔路河与吉林同时开辟，清末以来是镇、区驻地。

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曾是吉林省委，省政府驻地。岔路河近百年来，古驿道贯通东西。很早就形成了商贸集散交易市场，1927年岔路河就有一辆私人货运汽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周围乡镇把这里视为赶集重地，每逢集市，摊床林立、商品种类众多，赶集人山人海，每年小年后的年前万人大集极其繁华，一片繁荣景象，吸引了周围几十公里的民众前来参与。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众多的商机。

我家在南腰堡村四社。南腰堡四社的位置在岔路河镇中心西南边一公里处。我的出生地是李氏大院老宅，老宅北侧紧邻岔路河瓦窑。中间有901公路相隔。老宅西南方有一条水沟，沟南边是一块5公顷左右的水田，在水田前边是一条小河名叫二道河子。西南边有多个岔路河村和腰堡村村民的住房及园田地。人民公社时期腰堡四队队部也在这边。西边300米处有一个长300多米宽70多米的水塘，当地人称它为大泡子。这个周边环境到现在只有房屋建筑发生了变化，其它周边大环境基本没变。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

2、我的家人

1950年8月25日我降生在李氏老宅，据《家谱》记载“岔路河南腰堡李氏家族，是我爷爷绪伦公创下的基业，爷爷忠厚老诚，聪明干练，坚釰不拔，且能审时度势，一生不懈努力，创下了李氏家族在关东的基业。爷爷8岁丧父，17岁闯关东，初以织布手艺为人佣工，继而自开机房。后看准经商之路，弃工学商，从学徒一直干到外柜。学成后在岔路河兴办自营店铺《中兴厚》将其经营成由皮铺、药铺、银楼、稠缎庄、估衣铺、杂货等各行的综合性商铺。现在我家还保留几张当时商铺用的包装纸。包装纸是黄色红字上面中间竖写着“中兴厚、棉丝杂货店、金银首饰莊。”右边写着“本号自运呢绒、发售两洋杂货”左边写着“绸缎棉丝布疋、化妆物品俱全”地点写着：上边“永吉”下边“岔路河兴龙街路北”。

（岔路河老字号中兴厚牌匾）

除上述店铺之外后来还兴办过冰果店、粉坊、马车运输等。李家宅院是一九三三年用积存的钱买下了南门外刘姓的宅院，置下李氏关东祖宅。东西长750米、南北宽670米的宅院。原有三间正房。东下屋三间，后自盖西下屋三间，各接东西下屋耳房一间。在宅院的四周套上一点五米高的土围墙，安上正南方的黑色大门，东留有一小角门一个，外有水井一口，规划了一个完整的宅院，至此置下李氏（八之下）关东祖宅”。

（岔路河老字号中兴厚商标）

我出生时爷爷已离世，奶奶带长房君及1子二女、三房公3人、四房公3人五房公4人，总计15人生活在一起。我父亲李忠政早年就读岔路河国民学校，少年时曾为人庸耕，长成后学成薄记。同时和兄长做豆腐，磨香油，磨粉子，做粉条，外出拉运木材等维持生活。精通农活。解放后积极参与组织创建农村初级社高级社，担任农村合作社出纳员、会计。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南腰堡大队做会计，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既中共党员。

70至80年代在岔路河水利所任会计，公社农业税助征员。后来到岔路河镇财政所做机关会计。60多岁后在镇建筑工程队做会计，直到70多岁才回家养老。一生都从事财会事业。他的一生为人厚道，做事认真细致，廉洁谨慎兢兢业业。热心助人爱护子女，关心参与李氏家族大事小情，是李氏家族的代言人，操持家业几十年，为李氏家族的团结互助和发展，做出了一生的奉献。在三年困难时期每到交公粮时，父亲都要在粮库结账，这期间都要带我去吃一到二次午饭，粮库午饭是大米饭大豆腐，对我来说相当一次美食大餐。父亲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大事，在我结婚的时候家里还很困难，父亲掏尽了腰包给儿媳买了一块260元的罗马牌手表，他说儿媳在外地江西工作怎么也得能带出手。我参加工作后每次调动工作搬家，都要来帮我整理几天，每年都要给我送家里下的农家酱。我女儿不到一岁在爷爷奶奶家时，在大冷的冬天每天5点去豆腐坊买热豆浆给孙女喝。后来我的工作单位不断调换，他总是挂念要去看一看，他为我的进步也感到骄傲。在九十年代初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父亲也能按月开工资了，那年春节我和老弟兴江全都回家过年时，父亲拿出3个金戒指对我们说，你们3个结婚时家里没钱，没有给3个儿媳买结婚戒指，现在有条件了给你们补上。这件事让我们很感动，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止境的。

我的父亲因心脏病于两千年时78岁突然离世，使我们李氏家族失去了一位备受尊敬的长辈。父亲走后二弟兴海收拾遗物时发现父亲的遗言，若能把外欠的钱收回来，就给我们每个兄弟平均分配，兴海按照父亲的遗愿筹钱分给了我们。这件事看出父亲做事严谨细致。也说明了父亲临终还想着把仅有的一点积蓄留给子女。这就是父爱大于天。

3、我的家事

我的母亲生于1919年6月15日，逝世于农历2020年5月21日。享年102周岁。母亲出生地是永吉县大岗子北边的一个叫乔家沟的山乡小村，这里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虽然童年时母亲家境富足，是大户人家，因重男轻女之习俗，没有读过书。但深受农村富裕大户家教影响，养成了许多优良的品格，和世上每个母亲一样为我们的成长起到了启蒙老师的作用，让我们后人受益匪浅。母亲的言传身教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她一生勤劳持家，从我们记事起每天看到的就是母亲在田里或家里忙碌的身影。以她那瘦弱的身体为全家人从事着干不完的家务，直至九十高龄仍尽力而为。我的母爱博大无私；她那无私的母爱让我们子女温暖一生，从小时侯的生活琐事，到成年时立业成家都离不开母亲的担当。我的母亲善良宽厚；她待人和蔼可亲，孝道有加，为家族乐于奉献，她用其行动传承着李氏家族的孝道美德。

老人家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历经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度过了伪满洲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等各个重要时期。在这百年里随着社会动荡和发展，她的生活也在贫穷、磨难、艰辛、温饱、富足、享乐中度过，在她的一生中从不怨恨社会和家庭。反而树立了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坚强豁达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是她长寿的秘诀。

在1947年我家当家人三大伯李忠信被土匪帮票，我父亲卖掉家族所有家财，并在亲属的支助下筹集了一麻袋民国钞票，赎回了我三大伯，至此家财被洗劫一空，1948年划成分时给我家划为中农，后来纠偏改为下中农，是手工业劳动者，没有分到土地。一九五O年时，全家开冰果店，在当时是岔路河首家开制冰果（雪糕冰棒）店的人家。冰果店本小利微，不足养家糊口，于是恢复粉坊的生意，（44年45年曾开过粉坊）主要做粉籽、绿豆粉条、水粉、小豆粉条、粉皮、土豆粉条等产品。本小利微仅维持养家糊口。直到公私合营。1956年李氏家族分家，我的父辈兄弟四人各为一家。既长房是大娘一家、三大伯一家、我家排老四、及五叔一家。两位伯伯和五叔进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工作转为职工。我父亲参加组建农村合作社，先后担任初级社高级社初纳员会计。这样我们家就是合作社农民，人民公社时成为南腰堡大队四队社员。

李氏家族的老宅子

4、我的童年

我小的时候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通过母亲和长辈的讲述记忆的第一件事是，在我4岁的时候有过一场大病，危在旦夕。当时李氏家族18口人在一起过大家，生活贫困无钱治病，连吃饭都是有上顿没下顿，母亲看到待在家里没有生存的条件，就把我带到大岗乡乔家沟大姨家，在哪里我是得到了重点呵护，大姨把过年时存放的酱肉，每天给我做两片，历经两个多月，看到我的身体好起来了，才把我带回来。母亲说过当时不带走就没我了。在关键时刻我的母亲尽到了养育之责，这件事说明父母是孩子的保护神。现在想想我有记忆的第一件事是；1956年家族分家，两位伯佰和一位叔叔分在老宅居住，我父母带我和二弟在老宅南头一里地处，租了一个三间房东侧一间半房，后来知道那是三间海青房，之所以叫海青房是房脊房檐镶三排清瓦，听说是镇里一个大户人家看守祖幕地盖的。三间房租给我们两家，两家合用一个厨房每家半间。后来我们两家分别买下了各自的一间半房，都住了二十多年。西屋他家姓倪，老爷子解放前是皮匠大户，划为富农成分，当时是接受改造的对象，其大儿子倪文涛是永吉二中化学教师骨干。后来其堂弟倪文斌和我的表姐结婚，我们两家也成了亲属关系。记得最清楚的是搬家那天天气还很冷，母亲把收拾好的东西放到一张爬犁上，没有多少东西，加起来也就是现在的一手推车那么多。她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走不远就到了，我帮着把东西拿到屋里就没事了，在新家的院里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李氏家族的人，就把我家住的地方叫南头，把原来的老宅叫北头，一直延续到房屋停住。

少年时期李家的两处住宅北头老宅和南头我家，给我们同代人带来了不少欢乐，在相继十多年左右时段里，李氏三代有11个男丁三个女孩，都是爷爷的亲孙子孙女。加上姑姑家有五男二女，共有16个一爷公孙同代人，60年代末我们的大姐三姐二哥三哥已经长大离家读书或工作，其于12个人都在南头北头玩耍过。每当逢年过节暑假寒假，姑姑家的兄弟姐妹大多都要来岔路河来，分别住在北头和南头，每天南北头乱串就是我们玩耍的空间。那个年代生活物品缺乏，两处能吃到的也就是菜地里的柿子，黄瓜和树上的樱桃海棠。每天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快乐。夏天到田地里采猪菜，在秸杆篱笆杖子上捉蜻蜓，到大河里洗澡，翻开石头抓蝲蛄（现在城里饭店的餐桌上叫它小红虾）。从北头到南头，从街里到老山头、二砬子、二道河，都是我们经常出没之地。

每当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更加忙碌，在大人的指导下用高粱秸扎框，糊上彩纸做灯笼，再向大人要两角钱，一角钱买1包10根小红蜡烛，另一角钱买一帘小鞭拆开放。等到过年时主要是大年三十晚上，我们提着灯笼，时不时放个小鞭，在北头南头来回穿梭，不知道要跑多少个来回，直到吃完年夜饭后再跑一趟才能睡觉。这类活动延续到我们长大。后来长大了晚饭后也经常到北头三伯五叔家座一座，喝杯茶聊聊所见所闻，在我的心里南头北头都是李氏一家，就应当互相走动，这种优良传统促进了我们这代人和睦相处。

5、我的少年

我在少年时期是既要上学，又要为家庭分担劳务的，我1958年9毛岁上岔路河中心小学，学校在客运站南侧距我家3公里。一至二年级上学时放学早，每天早上去到中午放学回家，到三年级夏天中午要跑回家吃午饭，每天要走两个来回12公里。冬天上学要完成给学校交粪的任务，早上上学带上拾粪的土篮和小铁锹，看见路上的牛马粪要捡起来交给学校。从那时起就要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春天放学时到生产队帮母亲搂茬子，生产队将刨后的有茬地按每家人口数分到各家，由各家整地搂干净，茬子归各家做烧柴。还要帮大人用铁锹翻园田地，夏天孩子们的活主要是采猪菜鸭菜和除自留地杂草，秋天放学要到收获完的地里捡粮食，冬天要到山里打柴。

1960年我已经能记些事了，后来知道是国家还苏联外债，历史定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李氏大家分家后，由于父亲南腰堡农村合作社做会计，家族分四个小家后，就我们一家是农民。当时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就成立了大食堂，一个生产队30多户120多人，在一个食堂吃饭。在食堂打饭的条件是，你家的劳动力早饭前出工，可以打早饭。上午出工能打中午饭。下午出工能打晚饭。晚饭后出工到9点，给碗米汤粥。父亲在大队吃饭，不能带孩子的份，我们就靠母亲出工劳动，给我们打饭，不出工全家没饭。当时的母亲身体单薄瘦弱，每天坚持出工劳动，给我们维持了每顿大半饱的糠馍溪粥。那年年三十母亲打回来的是一小盆稀粥和八块高粱糠做的月饼，虽然那糠馍很难下咽，她把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能看出尽责的安慰。由于父母亲的出工劳动，带我们走出了困难时期。10岁那年冬天是我第一次进山打柴，我约好和北头老宅的兄弟，各自拉上自家的小爬犁，去头道沟元枣果园，这是离我们家最近的山，大约12华里左右。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山脚下的小山坡上，砍干树枝，到中午后打了两捆的柴，能够大人抱一大抱那么多，多了也拉不动。我们便下山了，到头道沟村口被村里护林员截住了，检查后说有湿树枝，一共两捆柴被他抽掉一捆，并警告不许砍湿树枝，因为是头一次砍柴，对有的树枝还变不准干湿，看到被扣下的柴，特别狠扣柴的护林员，只好拉着剩下的一捆柴回家了。

从那年起放寒假我和父亲就开始了冬天打柴的劳动，后来兴海长大了就我们两个人用手推车近山打柴。寒假时如果父亲有时间也和我们一起上山打上半个月的烧柴。由于村里社员和镇里的居民都要打柴，近处山里基本无干柴可打，我上初中以后冬天打柴最少也要到二甲营山上，单程也要13公里以上，冬天的早上母亲5点钟做好饭，同时给我们贴好玉米面饼子，每人包好两个让我们放到褢里，有棉袄防冻中午凉了也能吃。有两次给我们带了玉米面和白面加在一起的二合面馒头，我们家是农业户只有逢年过节时生产队才能每人用玉米换2斤面，不到年节是没有面的，家里有几斤面的来源是姑姑让表兄弟给带来的。每逢暑假寒假弟弟妹妹们来岔路河都要给我们几家带点面，他们回去的时候往回带农副产品。上山打柴是累活，早上顶着寒风推手推车要走2个多小时的路，到山上要打2个多小时的柴，回来还要拉车走2个小时的路，每次打柴母亲都要精心做好干粮让我们带够。那时候冬天家里只有能在外边劳动的人，才给买一双棉胶鞋也叫棉水乌璐。买时都要大一号，便于絮草，早上穿鞋时要把凉干的乌璐草絮到鞋里，脚穿到絮好草的鞋窝里，到晚上鞋里的草被汉水湿透，脱鞋时把草拿出来放炕头上炕干第二天再用，直到草碎了再换新草。冬天早晨虽然很冷，但推着手推车走一会路就暖合起来，主要冷在寒风刮脸上。我们通常是早上六点从家走，经过孔家、黄旗堡、到二甲营最近的山大约是10公里，开始由近到远寻找打柴地点，最远的要15公里。大约九点左右到，打两个多小时柴，然后坐在上山休息，从怀里拿出带的饼子吃起来，渴了就吃点雪，吃完干粮就装车，这时候已经很累了，拉车返回到家四到五点左右，东北的冬天已经黑天了。到家后把车上的柴放到柴垛上，进屋后就是要先脱鞋，在山上雪地里走了几个小时，鞋已基本湿透下山走路鞋表面冻硬，不立即脱就脱不下来了。连续几次上山打柴之后家里的柴垛高了起来，也是很有成就感的。有时也和邻居的发小伙伴比比谁家的柴打得多。打柴最怕的是遭到护林员的检查，有时难免要捡些半干不干的树枝，这样在检查点就要被扣掉，为了避免检查也要同他们周旋保护柴草不被扣掉。

有一年大年三十，因为大过年的护林员不检查。我和父亲天不亮就到星星哨山上打柴，知道今天没有护林员检查，我们在山上捡了一些不知道是虽砍下来的湿树枝，很快就够一车了，中午就回到家了。下午全家人忙着准备过年，我和兴海用报纸糊墙，母亲忙着做饭，父亲和小弟收拾清扫院子。那样的日子过得艰辛但很有奔头，也很快乐。

(岔路河老十字街1983）

6、我的生活乐趣

家乡最热闹的是集市,岔路河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形成，导致商品贸易活跃，六、七十年代国营集体商业占主导地位，供销社就是人们上街必然光顾之地。记得有一年春节每户凭购物证可以买一斤酱油半斤糖，因购买户集中我连续排队两天才买到一斤酱油。岔路河的自由市场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完全间断，66年8月我和表兄董葆权还到市场买过李子和海棠。早先农贸市场一处在十字街北五十米处，另一个牲畜市场在汽车站东侧。牲畜市场定日子开市，农贸市场定日子时人头涌动商品繁多，平时也是人来人往。

每到节假日周围乡镇纷纷到这里赶集，我家在大岗子公社大岗子大队四队有个姓乔表哥，每年过年前都要来岔路河赶集，从大岗子走到岔路河25公里，中间要翻过几个山岭路经星星哨库区，零晨3点上路，早上7点到我家吃早饭。那些年只要临近年前早上天刚亮，听见窗外边穿邬掳的踩雪声，就知道是乔大哥来了。自由市场给岔路河及周边的农民提供了出售农副产品的平台。我家离市场三华里，春天母亲时常去卖几个鸡蛋，夏天卖园田地离的黄瓜、豆角、柿子等自家吃不了的小菜。有一年春节前我家窖储600多斤大白菜，母亲让我和弟弟用大笸了拉到市场上卖，我头一次卖东西有些不自然，不会叫卖坐等买家，卖了一天到下午散市，卖出了一百多斤，每斤两分钱。连续卖了3天终于把多余的白菜全都卖了。这件事告诉了我卖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到八十年代岔路河集市发展的越来越大了，每逢节假日超万人赶大集已成常态，是名附其实的商品集散地。

我家二弟兴海的妻子张淑琴河北人，随其父母迁徙到岔路河，在80年代初赶上了经商做生意的大潮，利用岔路河集市平台，在市场用手推车卖布，后来在十字路口南买下了门市，开了大华五金商店，由于其经营有方已做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能利用岔路河这个商贸平台经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是岔路河人的自豪。

（永吉二中65年初中毕业生）

7、我的中学时代

1964年我14岁考上了永吉二中，据记载该校是1952年9月成立的永吉县第二初级中学。是永吉县坐落在岔路河的最高学府，岔路河周边的公社三家子、万昌、金家、官厅的学生都要到永吉二中读中学。当时小学升中学每个班也只能有一少半的人能考入中学。我分到一年六班，全班50多人有一半是岔路河镇的，另一半是其他几个公社的。当时的永吉二中和永吉一中是永吉县重点中学。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习中，使我学到了初级中学的基础知识，外语开的是俄语，这两年的学习武装了头脑，提高了认识能力，初中学习给我刚刚带来求知的渴望之时，文化大革命停止了我们的初中时代，我就是靠这两年的初中学历走向社会的。

（参加文化大革命1966）

66年7月永吉二中停课闹革命，以三年级同学为主力成立两大派红卫兵组织，暑期后上学主要是实事学习了，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是主要活动，后期我和邻居好友三年级的张臣、二年一班的任宝升每天在一起去学校，到校转一转后打场乒乓球就回家了。有时回来再到我们三家的任何一家下棋打扑克等活动。在8月份以后两派就发生了武斗，我们不是主力队员的普通红卫兵基本上都回家了。文革期间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遭到了破坏，图书馆的书一大部分都被拿走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最受益的是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联。文革中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我参加了两次。66年9月红卫兵大串联的活动方式传播到学校，红卫兵自行组团，带着学校红卫兵组织开的介绍信和红卫兵袖臂就可以到全国各大院校学习文革经验。火车汽车交通费用一律免费。9月份我和6位同学组成了一个串联小组，决定去北京串联学习，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家里人很担心，看到有6位同学一起去也就同意了，并给我拿了6元钱。我们从岔路河坐汽车到吉林市，顺利地用介绍信拿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下午上了火车，头一次坐火车很好奇，车开后首先想到拿水杯打一杯水，放到车上的茶桌上看看水是否能洒出来。在上火车前在吉林市红卫兵接待站领了馒头，足够在车上吃两天了。下车后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了我们的住处。在安排住处时把我们6个人分两处安置，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里，只记得周围楼院都是各国的大使馆。安置点安排了我们在京的活动日程。同时发给我们一张乘车卡（除45路北京所有公交车通用）在北京串联红卫兵是不能游山玩水的，一切都要听从当地红卫兵接待站的安排。头两天去北大等两所学校看大字报，第三天就通知我们准备参加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们被编到天安门广场的方队中，9月15日零辰1点就开始集合，带队负责人再次宣讲应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之后发给我们每人一瓶汽水一包饼干。列队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大约3个小时到达天安门广场，我们的方块位置是广场中线东侧，南北处于中间位置。每个方块备有2个望远镜轮流观看，我用望远镜能看到城楼上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只要听到广播播出毛主席向红卫兵招手，广场上就欢呼跳跃。由于是一整天时间有时候允许我们坐在地上休息。这是我最激动的一天，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心潮起伏。此后我又参加了毛主席10月1日接见红卫兵。被安排在游行队伍中，从早上4点进入队列中到下午一点通过天安门，没有看到毛主席只看到了林彪和周总理的身影。后来听说我们路过这个时间是周总理让主席展短休息一会，所有我们没有看到。通过中华门之后就回驻地了。到晚上去北京体育馆观看足球表演。这次去北京大串联，在北京逗留16天，只去了天安门和北海，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大专院校活动。回来时接待站给我们订了返吉林的车票，走时按路途远近给我们每人带了20多个馒头。回来的火车上全是红卫兵，车厢里人挨着人连间隔都没有，我从北京站到沈阳，沈阳的红卫兵下车后才能挤个座位，回到吉林疲惫不堪，还好赶上了回岔路河的汽车，回到了家中结束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行，如果没有文革大串联我一个农民家的16岁学生，不可能去首都北京。走的时候家里给我6元钱，我花了5元，剩1元交还家人，还带回了10多个馒头，回校后11月份组织步行长征串联，我由于家里不让没有参加。到1967年一月全国掀起了夺权“风潮”，岔路河受吉林长春影响，造反派武斗延续到67年8月末，之后建立革命委员会进入到抓革命促生产阶段。

8、我的成年生活

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也就是通常称的‘老三届“，因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停止了高校招生。这些知识青年，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普遍都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在这“老三届”中又被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来家住城镇有城镇户口的定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种是原来家在农村的定为“回乡知识青年”。无论是下乡还是回乡，都同样在农村，干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活，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期间工龄照算，而回乡知青在农村期间却不能计算工龄。我就是回乡知识青年。从1967年起就是岔路河南腰堡四队社员了。老三届的学生先后离开了学校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我们生产队先后有20多知青插队落户，大家一起走上了务农生活。（期待新作诞生）

作者介绍：李兴晨(笔名星辰)1950年出生的岔路河，经济管理本科学历。1958年岔路河中心小学读书，1964年永吉二中读书，1967年参加农村生产劳动，1970年在县商业局食品公司参加工作，1976年起先后在人民公社、乡镇政府担任付主任、乡镇长及党委书记18年。1996年至2010年在县市公安局工作。現己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