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的严打到底有多狠？盘点严打中那些令人震惊的案例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社会治安问题随之凸显，犯罪率急剧上升，各类恶性案件频发，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与不安。

当时，一些大城市的繁华地段，如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等地，表面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可暗地里却隐藏着诸多危险。盗窃、抢劫案件时有发生，人们在逛街购物时，得时刻保持警惕，稍不留意，财物就可能被不法分子顺手牵羊。

夜晚的街道上，流氓地痞公然横行，他们三五成群，寻衅滋事，肆意骚扰路人，女性更是成为他们的重点侵害对象，遭遇猥亵、抢劫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在夜晚出行时都担惊受怕，安全感严重缺失。

偏远地区的治安状况更是糟糕透顶。农村地区的盗窃现象猖獗，村民家中的牲畜、粮食等财物经常被盗，甚至连一些农用工具都难以幸免，甚至还出现了车匪路霸，他们在交通要道上设卡拦截过往车辆，公然抢劫乘客财物，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暴力殴打，司机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车匪路霸的行径，让很多人对出行望而却步。

恶性案件的肆虐

这一时期，多起恶性案件震惊全国，东北二王案便是其中典型。1983 年 2 月 12 日，正值除夕，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混入沈阳空军 463 医院，王宗坊入室盗窃，王宗玮在外放哨。

被发现后，二人竟掏出手枪，疯狂射击，当场打死 4 人，打伤 1 人，手段极其残忍。此后，他们开始了长达 7 个月的逃亡生涯，流窜于河北、湖南、湖北等多个省份，一路上继续盗窃枪支、持枪行凶，打死打伤公安执法人员和无辜百姓多达 18 人 。

他们的恶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众陷入恐慌之中，每一次 “二王” 出现在某地的消息传出，都让当地人心惶惶，人们不敢轻易外出，正常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1983 年 5 月 5 日，又发生了卓长仁劫机事件。卓长仁等 6 名武装分子劫持了中国民航 296 号班机，他们持有手枪和炸药，在飞机上疯狂开枪，打伤机组人员，强迫飞机改变航线飞往韩国，后又辗转到台湾。

这起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了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民众对乘坐飞机出行也产生了恐惧和担忧。

还有一些黑恶势力肆意妄为，尤以唐山菜刀队为最。唐山大地震后，城市百废待兴，大量年轻人失业，无所事事，他们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黑恶势力。菜刀队成员常背着军绿色挎包，里面装着菜刀、板砖等凶器，在唐山的大街小巷横行霸道。

他们随意收取保护费，对不服从的商家和百姓大打出手。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据记载，他们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商铺，两个月内连续作案，在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洗劫十多家商铺，打伤店主和工作人员，涉案金额巨大，让当地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商家苦不堪言，纷纷关门歇业。

更为恶劣的是，菜刀队还曾公然与解放军对抗。有一次，他们拦截长途客车，向乘客勒索钱财，车上的退伍解放军战士挺身而出，与他们理论，却遭到菜刀队的凶残砍杀，一名战士被砍中肩膀和腹部，身受重伤，险些丧命。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愤慨，人们对黑恶势力的嚣张跋扈忍无可忍，对社会治安的担忧达到了顶点。

在一些公共场所，如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量大的地方，盗窃行为猖獗，人们的财物经常不翼而飞，旅客们时刻提心吊胆，出行体验极差。在一些居民区，入室盗窃案件频发，居民们的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

这些乱象的存在，使得民众的安全感严重缺失，这种不安的情绪在社会中蔓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让改革开放的进程面临诸多阻碍，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整治社会治安，恢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

严打决策的诞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治安的恶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引起了上面的高度重视。社会治安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严峻局面。

1983年7月19日，小平同志在北戴河听取公安部汇报时，明确提出：

“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他强调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这一指示，为 “严打” 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

1983年8月 ，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 3 个战役，按照依法 “从重从快，一网打尽” 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一系列相关决定，为 “严打” 提供了法律依据，一场声势浩大的 “严打” 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严打的强力推进

为了确保 “严打” 斗争能够高效、有力地开展，国家在政策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其中，将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区县级法院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审判效率，使犯罪分子能够迅速得到应有的惩处 。

这一决定打破了以往繁琐的审判程序，让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更加及时、精准，有力地彰显了法律的威严。

在整个 “严打” 过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 “从重从快” 的方针。“从重”，意味着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最严厉的处罚，绝不姑息迁就。

“从快”，则要求在法定办案程序和时限内，尽可能缩短案件的办理周期，快速审结案件，让犯罪分子尽快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方针的实施，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打击，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严打” 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历时三年五个月，分为三个战役。在这期间，公安、检察、法院等多部门紧密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打击合力。

1983年8月上旬至9月下旬，“严打” 第一战役率先打响，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在这一战役中，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八十多万，其中城市五十万，农村三十万。

大量的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有力地打击了犯罪的嚣张气焰，让社会秩序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同时，还缴获了枪支3000多支，子弹20.9万发，凶器10.8万件，炸药2000多公斤，赃物折款和赃款3300万余元，这些成果不仅消除了社会的安全隐患，也彰显了 “严打” 行动的强大威力。

第一战役结束后，中央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乘胜追击，在 1983 年底发动了严打的第二仗，到 1984 年 3 月底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 27.24 万名，进一步深挖了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犯罪势力，对漏网之鱼进行了全面的追捕，确保了打击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随后，“严打” 进入第三阶段，持续对各类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打击新出现的犯罪活动，巩固和扩大前两个战役取得的成果。整个 “严打” 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 19.7 万个，团伙成员 87.6 万人；共逮捕 177.2 万人，判刑 174.7 万人，劳动教养 32.1 万人 。

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抓捕和判刑行动，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社会秩序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民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严打中的判决案例

在 “严打” 期间，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严惩，其中一些案件的判决结果大快人心。

朱国华案便是其中之一，朱国华本应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中成长，为社会做出贡献。然而，他却在个人私欲的驱使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组织家庭舞会，在舞会上跳贴面舞，还翻拍违禁歌曲录音带，更为恶劣的是他不断更换女朋友，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甚至对一些年轻漂亮的女青年进行凌辱 。

在 “严打” 的高压态势下，朱国华的罪行被彻底揭露。最终，他被以 “流氓罪” 判处死刑，于 1983 年 9 月 24 日被执行枪决。这一判决向全社会表明，无论身份地位如何，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任何人有特权。

还有胡晓阳和陈小蒙案。胡晓阳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陈小蒙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两人身为高干子弟，却不思进取，仗着父辈的光环在上海为非作歹。他们欺男霸女，玩弄女同学，还串通一气，坑骗女孩子拍摄录像，侵犯了 50 多位年轻女性，其行为令人发指。

在 “严打” 中，他们的罪行被一一查实，最终两人都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让民众看到了法律的公正，也让那些妄图凭借权势逃避法律制裁的人彻底断了念想，增强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然而，在 “严打” 过程中，也有一些案件的判决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争议，其中马燕秦案和翟曼霞案最为典型。

马燕秦是陕西西安的一名离异妇女，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她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在八十年代初舞禁初开时，受港台跳舞风潮影响，她经常在家里举办私人舞会。这本是个人的娱乐活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被一些人视为不道德、不正当的行为。

后来，警方介入调查，认定她 “长期有业不就，将其家作为主要据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并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它流氓舞场，教唆、诱发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还查明她先后与 130 多人发生关系，获利 2000 余元，甚至威逼利诱两个女儿供流氓分子玩弄 。

最终，马燕秦被判处死刑，她的案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理应受到严惩；但也有人觉得，她的行为更多是个人道德层面的问题，是否应该上升到死刑的高度，值得商榷，这一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界限的深入思考。

翟曼霞案同样备受争议。翟曼霞思想较为开放，喜欢打扮，追求自由恋爱，先后与 18 个男人交往并同居。在 1983 年夏天，她穿着开叉很高的泳装去河里游泳，被路过的中年妇女看到并举报。

警方调查后发现她的恋爱经历，认为她的行为构成 “流氓罪”，最终判处她死刑。翟曼霞在临刑前喊出 “性自由是上天赋予我的权利，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现在看来这种行为或许是超前的，但是几十年后，人们不会再这么看”。

她的这番话以及她的案件，让人们开始反思在法律审判中，应该如何平衡道德观念与法律规定，以及如何看待个人的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这些有争议的案件，也为后来的法律完善和社会观念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素材 。

严打的深远回响

“严打” 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治安方面，犯罪率大幅下降，各类恶性案件得到有效遏制。曾经猖獗一时的黑恶势力被连根拔起，流氓地痞不敢再肆意妄为，民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人们走在大街小巷，不再担惊受怕，能够安心地工作、生活和学习 。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商业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城市和乡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社会稳定方面，“严打” 行动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政府通过果断有力的行动，向民众展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的决心和能力，让民众感受到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值得信赖的。这种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严打” 行动也为后续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必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同时，也促使人们更加重视法治观念的培养，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让遵纪守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

在 “严打” 之后，我国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社会治安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